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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默多克之所以能在婚姻中占尽优势，关键在于其早已通过家族信托将自己的婚前财产进行了隔离。

默多克和邓文迪1999年结婚，这段婚姻持续了14年，两人于2013年离婚。此前默多克已经有过两次婚姻，并育有四名子女，而且和第二任妻子安娜的婚姻持续了31年之久。为了和时年44岁的邓文迪结婚，已经82岁的默多克与前妻安娜在1999年正式签署了离婚协议。

按照美国当地法律，如果夫妻两人的婚姻超过30年，二人离婚时可以对半分财产。因此，面对已有31年婚姻的安娜，默多克付出了较大代价，不但支付了高达17亿美元的离婚费用，还接受了安娜设置的苛刻条件：默多克死后，作为妻子的邓文迪无权继承他的任何遗产。在达成离婚协议17天后，默多克与邓文迪举行了结婚典礼。

面对安娜如此苛刻的条件，邓文迪不甘心接受这样的安排。她发现安娜与默多克的协议中并未排除子女的继承权（因为安娜很清楚，默多克被诊断患有初期前列腺癌，必须进行放射治疗，同时失去了生育能力）。后来邓文迪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怀孕，生下了她和默多克的两个女儿。

然而默多克和邓文迪的婚姻还是走向了尽头，价值174亿美元的新闻集团、数不清的个人财富、14年婚姻的共同生活、生育了两名女儿，甚至存在出轨嫌疑，这些因素之下的离婚，足以让任何一名律师为此抓狂。然而，默多克和邓文迪的离婚案法庭上只用了6分钟。

可以设想如果默多克与邓文迪的离婚案件发生在中国，将呈现怎样的情景，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式离婚”与“美国式离婚”之间，存在巨大差别。

一、“中国式离婚”中的不确定因素

在中国式离婚模式里，对于一对已经结婚多年的富豪夫妻而言，要想在短时间内分清哪些财产是婚前个人财产，哪些财产是两人婚后共同财产，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首先，婚前个人财产可能在婚内转化形式。例如丈夫在婚前拥有的房产，在婚后抛售所得的现金，或者在婚后进行抵押所得的现金，投资于某些项目后，又从该项目中获得的收益。而偿还抵押的资金，又来自于其他的投资。在离婚时，这种婚前财产的转化形式在法律上虽然仍然是婚前个人财产，但经过频繁流动和支付后，不但难以证明，而且这些资金的归属变得非常难以界定。

其次，婚前个人财产可能变成婚前婚后混合财产。例如丈夫在婚前贷款购入的资产，在婚后偿还贷款，而偿还贷款的资金来源于频繁流动的各种账户，其中也许有婚前存款，也许有婚后收入。此时，当事人所持有的资产，就成为婚前财产和婚后财产的混合财产，而混合比例应当如何分配，成为核算工作中最困难的部分。

再次，婚前股份在婚后所产生的各种利益。即使企业在婚前就已经存在，股权本身可以认定为一方的婚前财产，但在婚后所产生的股权增值部分，则是夫妻共同财产，包括股份分红、增加注册资本、利润转增股本、配股、行权、投资经营所形成的股份增值等。

最后，婚前个人财产在婚内频繁流动而无法证明来源。只要拿不出有力证据，这些财产都会视为夫妻共同财产。

因此很多富豪的中国式离婚往往是持久战模式。以号称“中国巴菲特”的中证万融集团实际控制人赵丙贤的离婚案为例，其与妻子的离婚案件从2010年开始诉讼，一直处于长期纠纷的状态。具有同样经历的还有钢铁大王、日照钢铁实际控制人杜双华离婚案，目前仍处于停滞状态。

更有甚者转移财产、互爆家丑、刑事举报、民事诉讼、大打出手，这些狗血剧情也频频出现在中国富豪的离婚案件中。例如真功夫大股东蔡达标前妻先是状告蔡达标欲索回25%股权，随后其小舅子之妻又起诉蔡达标职务侵占，最终蔡达标被判14年有期徒刑，至今仍在狱中。还有中证万融集团实际控制人赵丙贤与妻子陆娟的离婚案中，陆娟不但指控赵丙贤转移夫妻财产的事件，而且还牵连出家暴丑闻、婚外情丑闻、私生子丑闻等。双方甚至发展到互相报警。陆娟被警方以涉嫌抢夺罪对其刑事立案。一个月之后，朝阳检察院经审查做出不起诉决定。

更加严重的后果是，在中国式离婚模式中，因为需要向前妻支付巨额资金，实际控制人可能在股市上连续抛售，或者因为将一部分股份分割给前妻，实际控制人的控股比例降低，对公司的控制能力被削弱，这些都会导致公司股价大幅下跌，让中小投资者深受其苦。

以神州泰岳为例，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宁的天价离婚案公告前后，公司股价连续几个跌停，许多股民因此受损严重。再如真功夫家族出现内斗后，其股份估值从20多亿元骤降至7亿元。在其他案件中，实际控制人的婚姻诉讼旷日持久，对股价的影响也持续存在，导致资本市场投资者连续受挫。

2、保全家族财富的家族信托

然而默多克离婚则完全没有影响新闻集团的股价，默多克不但在离婚中没有失去任何股份和实际控制权，而且干脆利落的离婚也保护了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甚至邓文迪的两个女儿只获得了一个价值870万美元的无投票权基金的受益权，二人的离婚完全没有影响新闻集团的所有权、管理权和继承权。

默多克之所以能在离婚中占尽优势，关键在于其早已通过家族信托将自己的婚前财产进行了隔离，自己婚前所有的股权等重要资产均已经置入信托之中，信托财产因其独立性的特点，其增值也成为信托财产，不但不受婚姻关系的影响，仍然是默多克的个人财产，而且因为优先适用信托法规则，可以排除婚姻法的适用，避免了旷日持久离婚诉讼所产生的不利影响。

在默多克的家族信托中，受益人是默多克和其与前两任妻子所生的四名子女，邓文迪及其一双女儿被排除在外。这些看似无情的规则却完全合法，最大限度地维护了默多克家族的利益。

笔者在与企业家的交流中，发现许多企业家已经开始意识到离婚的风险，但在如何应对的问题上却存在不少误区。例如有的企业家认为，如果自己在子女婚后将财富传承给子女，这些财产一定是子女的夫妻共同财产，一旦子女离婚，家族的财产必定被外人分走，自己对此无能为力。还有企业家认为只要在子女婚前将财产传承给子女，就一定是子女的婚前个人财产，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还有的企业家认为只有在子女结婚前，让子女与新婚配偶签署婚前财产协议才能实现家庭财产的保护。

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些做法都是传统的婚姻家事思维，有些做法是无益的，有些做法甚至是有害的。例如签署婚前财产协议，不但在现实中难以适用，而且可能伤害他人感情，引发后续的家庭矛盾，损害家族凝聚力，影响子女婚姻质量和后辈教育等重大问题，反而不利于家族的发展。而且，即使签署了婚前财产协议，对于频繁变动中的财产而言，这些协议如果没有资产变动的证据加以印证，无法说明哪些是婚前财产，哪些是婚后财产，并不能从根本上保护家族财富。

对于中国富人来说，应该在思维上建立起可以实现企业和家庭隔离的信心；应该了解到家族信托这种国际通用的法律工具；在方法上还应该懂得运用财富保护传承的规划来实现风险隔离。如果还在传统道路上徘徊，就无法在家族财富保护问题上产生质的变化。

(文/陈凯  来源/公众号《财富传承管理师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