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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国早已非民主共和国，而是三星共和国。”三星集团前法务长金勇澈曾在《三星内幕：揭开三星第一的真相》书中写道。

提起三星，刻板印象中似乎这类财阀家族无所不能，可以操控政局，凌驾于法律之上，视公民如草芥。但回到现实，政局和法律岂能是一个家族所轻易掌控的？所谓“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回首看三星家族的财富传承之路，三位掌门人虽富可敌国，但都经历了王冠之困，有人多次创业被无情摧毁，数次以身家换保命；有人与兄弟姐妹反目成仇，痛失亲女；有人沦为阶下囚，被千夫所指……这仿佛是韩国财阀的宿命，亦或是一种世袭权力的诅咒。

三星东亚财阀式的财富传承，使得每次权力更迭之时都掀起一场腥风血雨，现任三星掌门人李在镕更是直言：“不会把公司的经营权交给子女继承。”而这也说明，三星正在放弃旧有的财阀家族传承方式，转向现代企业继承模式，其三代财富传承给中国企业带来的启示值得思考。

创一代：数次重建被摧毁的创业

1910年，三星创始人李秉喆出生在韩国庆尚南道的一个地主家庭。李秉喆在祖父开办的私塾读书后赴日求学，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但因身体原因，1931年李秉喆辍学回国，养病五年。

1936年，在父亲的帮助下，李秉喆和两位朋友合资，加上从银行获得的一笔贷款，开办了“协同精米所”。通过专攻上层市场和海外市场，仅仅两年就赚回了本钱，还获得了几万元的盈利。但不久之后，日军开始全面侵华，被日本占领的朝鲜成为日本后勤支援之地。为了支援战争，朝鲜的银行开始回收贷款，重压之下，李秉喆只得卖掉所有产业，偿还债务。

1938年，日本占据了中国东北，李秉喆也顺势将生意转向这里。当年3月1日，李秉喆在韩国大邱成立“三星商会”，“三”寓意多、强大，“星”代表闪耀，明亮，讨一个公司发展恒久的好彩头。创办伊始的三星商会主要从事鱼类和水果出口业务，然而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战事吃紧，物资受到严格管控，三星商会再次成为刀俎鱼肉。再度破产后，李秉喆将剩余的产业委托给好友打理之后，暂居家乡。

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李秉喆才回到了工厂，继续工作。这一年父亲好友李承晚当选韩国总统，凭借着这层关系李秉喆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1948年，他成立了三星物产公司，公司逐渐开始进行国际贸易，例如将韩国海产品出口到港澳、新加坡等地，同时进口钢材、医药品等商品。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战争的破坏，三星物产公司宣告破产。

但很快李秉喆又卷土重来，1951年1月，他建立了三星物产株式会社，多元化布局，最终成为了横跨生产、物流、出口、金融的大企业。1961年，朴正熙发动政变上台，开启了长达18年的统治。此时李秉喆被冠以贪污的罪名，成为通缉犯。逃离到日本的李秉喆致函朴正熙当局，表示愿献出全部财产，一心助力韩国经济崛起，最终获得朴正熙信赖，共创“汉江奇迹”。

作为“创一代”，李秉喆身上的创业家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战争还是政权更替导致的创业清零，他都不沉溺于失败的情绪中，而是很快爬起重振旗鼓，这为三星帝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子孙后代积累了宝贵的原始财富。

二代：徐徐图之以夺嫡

李秉喆奠定了李氏家族的财阀地位后，故事就到了继承部分。李秉喆共有八名子女，其中三男五女，李健熙排行老七。按照东亚传统，家族公司一般传长不传幼，但李健熙以不争为争，徐徐图之，最终突破继承顺位，杀出重围。

长子李孟熙一直被李秉喆视为集团接班人在培养。李孟熙在日本东京农业大学和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之后，于1960年进入三星集团工作，担任安国火灾保险、三星物产、第一制糖、新世界、三星文化财团、三星电子等三星集团内的重要职务，逐步介入集团管理。 

1966年轰动韩国的糖精走私案发生后，韩国媒体都揣测此事的主导者是长子李孟熙和次子李昌熙。为摆脱舆论压力，李秉喆被迫卸任退位，并被判刑半年，但李昌熙挺身而出，替父坐牢。

一边，长子李孟熙虽然自1967年7月起执掌三星，但由于经营管理不善，被公司股东联名要求换帅。另一边，本以为替父坐牢能换来继承资格的次子李昌熙出狱后发现父亲已然在扶持弟弟李健熙，愤而举报父亲有偷税漏税、转移资产等经济犯罪行为，最终也沦为一枚“弃子”。

1987年，李秉喆在临危之际指定45岁的李健熙为集团继承人。就这样，李健熙在大哥和二哥的鹬蚌相争中稳稳地成为三星继承人。韩剧《财阀家的小儿子》中有一句台词仿佛是李健熙继承故事的写照：“若班上有三位同学竞选班长，第一和第二名的同学绝不可能合作，因为他们都认为自己会当选。不过为了击败对方，他们一定会全力以赴，暴露彼此的缺点。最后老师和同学们就会明白眼前的第一名和第二名其实都没有资格当班长，原本无望的第三名最终变成了第一。”

除了不争以外，李健熙还靠什么获得了父亲的青睐？一方面李健熙踏实低调，求学归国后，李健熙从电视台播音员做起，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广播里介绍三星的产品，直到34岁才出任三星物产副会长，并且一干就是十年。另一方面，李健熙以汇报每日要闻的名义频繁出现在父亲的视野中。李健熙的夫人洪罗喜是韩国知名报业《中央日报》和东亚电视台会长之女，因此他对国内国际时事熟稔于心。由于李秉喆爱好看新闻，李健熙十年来每日为父亲整理要闻，并和父亲对于经济形势、重要国事展开讨论，逐渐令父亲看到他的才干。

更重要的是，李健熙的眼光超群，魄力非凡。他曾建议父亲收购韩国半导体公司，在得到反对意见后，他并未放弃，而是以个人资产收购了韩国半导体公司，开辟了三星电子的神话篇章。同时，李健熙还以“除了老婆孩子以外，其余都要变”的改革魄力，全力推进三星电子产品的高质量发展，令三星甩掉二流产品的标签，快速跻身国际一流品牌。

不过，夺嫡之战的余仇在多年后又卷土重来。2012年，年满七旬的李健熙分别被哥哥李孟熙和姐姐李淑熙告上法庭，要求支付巨额遗产，理由是父亲李秉喆生前以他人名义信托部分财产，而李健熙未通知其他继承人，将遗产占为己有。而李健熙则表示，父亲亲自指定自己为唯一继承人，因此拒绝分割这部分遗产。除了手足纷争外，李健熙还痛失小女儿李尹馨——因家人反对恋爱，其在26岁时选择自杀。

晚年的李健熙陷入丑闻泥潭不可自拔。2008年，李健熙因卷入三星建立“秘密资金”事件，被判刑后隐退。2009年，李健熙又因向儿子李在镕变相赠与三星SDS附认股权债券，被判入狱三年，缓刑五年。不过仅四个月后，李健熙获得时任总统李明博特赦。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金融研究所所长范博宏、香港中文大学经济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张天健曾发表文章称，三星李氏家族的传承经验表明，接班人选拔应有公开透明的机制规则，鼓励良性竞争。同时，接班人选拔不宜操之过急，必须让他们由最谦卑的低位做起，充分考察所有可能继承人后慎重决定。若创办人想剥夺某子女的继承权，切记不可以剥夺其知情权，并且要合理安排其退出的补偿，否则将埋下日后手足相残的种子。从公司治理角度来看，家族成员关系淡薄，传承规划的原则是“分”。有优良的家族治理，传承才有朝“合”的方向规划的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范博宏和张天健还提出了四种家族治理的情况和对策：

第一，若家族关系和谐，家族治理优良且多名家族成员有经营能力与兴趣，可集中股权但保持股权转移的可能性，由多名家族成员共同经营，如李锦记李氏家族。

第二，若家族仅一人甚至无人有能力经营， 且家族治理佳，则可集中资产与股权，如成立家族信托，分开经营权与所有权，让有能力经营的家族成员或职业经理人管理企业，不参与管理的 家族成员作为信托受益人。但须注意信托治理，并保持日后解除信托转移股权的弹性，以便应对未来家族与环境的变化。例如美国的奥克斯家族以有解散年限且规范受益人投票权的家族信托长期拥有并经营《纽约时报》达120年之久。

第三，若多名家族成员有经营能力，但家族治理一般，则传承规划宜保留日后分配资产与股权的弹性，比如三星集团。

第四，若家族有一人能力出众，但家族治理弱，则可将企业控股股权交由此成员并由其经营家业，其他成员分配企业外的财产，或仅分配少数企业股权。这也是中小型企业或第一次传承的企业中较常见的模式。

三代：遍布荆棘的继承之路

2014年李健熙病重之后，三星家族的权力交接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2020年10月，李健熙去世，继承人是其独子——李在镕。虽然李在镕的起跑线是很多人终其一生都不能到达的罗马，但他亦有自己的财阀困境。

2021年1月，李在镕因贿赂朴槿惠二审获刑两年半，当庭被捕。据了解，李在镕向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及其亲信崔顺行贿86.8亿韩元，借此换取朴槿惠政府支持三星物产与第一毛织的合并，从而大幅减少自己继承三星集团所产生的巨额遗产税。

三星的股权结构盘根错节，各公司之间交叉持股，李氏家族主要通过三星物产和第一毛织来控制三星电子，但相比之下，李氏家族对于三星物产的股权控制弱一些。因此李在镕计划第一毛织以低价收购三星物产，从而巩固自己对三星电子的控制。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李必须得到三星物产的第一大股东——韩国国民年金工团的同意，为此他铤而走险选择贿赂总统，以总统影响力来向大股东施压。

回顾来看，李秉喆与时任韩国总统李承晚交好，并努力获得当时新任总统朴正熙信赖。李健熙靠着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特赦而逃避牢狱之灾，而李在镕则需要通过贿赂崔顺实接近时任总统朴槿惠。这说明家族的社会资本传承并不如其他实物资本一样能在家族内部能够实现顺利传承。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教授吴飞对此表示：“家族的社会资本具有价值的专用性、时效性的特点。持有某一社会资本的成员离开特定群体环境以及其位置的更替都可能会使这些社会资本遗失或贬值。”

2020年，陷入行贿舆论漩涡的李在镕深感从父亲手中接过权杖的不易，他在当年5月发表道歉声明称：“所有问题基本上都是从继承问题开始的。”“从现在开始，我将确保有关继承问题的争议不再发生。”他还宣布，“不会把公司的经营权交给子女继承。”

对此，盈科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魏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表示，三星集团是一个典型的韩国财阀企业，其基本特色是中央集权于家族企业，尤其是总裁个人。同时，财阀企业旗下的产业星罗密布，子公司循环出资控股，形如金字塔，资本和商品在内部流动，子公司利益需服从整体公司利益。这类财阀公司的优点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且可以依靠巨大的企业规模优先获得政府及银行的支持。但此模式对接班人的素质要求极高，且一般存在极其复杂的家庭纷争。一旦接班人能力不足，或者出现家族纷争，很可能给企业带来重大负面影响，导致企业难以适应迅速变化的现代市场需求。

他表示，财阀式的股权结构，既不符合现代企业的管理要求，也不为现代的政治体制欢迎，随着时间的推移、存在巨大的政治风险，有可能在未来成为被市场宰割、被政府分拆的对象。作为韩国最大的企业，三星正在放弃旧有的财阀模式，这对中国企业具有很大的借鉴参考意义。中国与韩国是邻国，文化相近，华人企业也很容易形成类似三星集团的金字塔形结构，也热衷于寻求政府扶持和开展大规模兼并，希望做大做强。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旧有的企业结构高度集权、透明性不高，难以适应现代企业的管理要求，在进行企业交班时困难较大，不利于家族财富传承。